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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史纲》导论


来源:中华园林网   发布日期:2006-11-21 浏览次数:
 

  1 引言

  城市规划界始终缺乏一个自己的基本理论平台,于是造成了这些现象: 一些青年学生难得读到一本理论著作,如获至宝,读后推崇备至,在以后的数月中逢人便提这本书,这位作者,无论针对什么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能引用其中一两句便飘飘然,更有甚者今后就此排斥其它规划思潮和理论。这对于这些青年的终生发展是有害的。也常见到一些青年学生的论文题目很大,大到开天辟地,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略有些心得,便夸夸其谈,其实尚没有了解规划理论史的框架和演进文脉。直至有一天发现某位学者百年前在该方面就有专著,做过深入的经验分析,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那时才感无地自容,笑己年轻狂躁。更多是在实践中的规划师,一方面长期在上级领导面前,他们是专家,必须为领导决策拿出有理论依据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但书到用时方恨少,好不容易挖空心思找到几个概 念:“有机组合”、“滚动发展”等等,明天领导比他说得还流畅,再向他讨新名词时难免捉襟见肘,真是难为。而矛盾的另一方面是他们往往又藐视规划理论的研究和分析,视高校理论为象牙塔中之物,不读不知便认定与规划的日常实践的迫切需求相脱离,下意识地放走了“学院派”学术理论对他的日常工作可能带来的强有力支持。这些问题都出在我们的规划界缺乏完整的规划理论演进史纲。虽然一个又一个规划理论概念被单个地引入,但仍然不能让人们看到现代规划理论发展进程的全景,不能让人们建立一个完整的动态的理论文脉框架。而我们的青年学者需要站在一个由众多巨人们的思想构成的理论平台上,去讨论今天和今后的发展。

  2 关于规划理论的定义、讨论及发展史划分

  2.1 对规划理论下定义的困难

  长期存在着一种概念上的混淆。由于城市规划工作与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越来越相关,必须在更大的范畴内思考问题,所以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生态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都被引进了城市规划,于是读一些其它领域的书便成为了新一代规划师和规划学者的追求,这本来很好。然而错误又出现了,不少人将这些规划领域外的理论当作规划理论本身。注意,规划中的理论和规划的理论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由于规划涉及的范围日益超越原来的物质形态设计,必须运用和借鉴其它成熟学科的知识,如: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和政治学的理论,这些理论称之为“规划中的理论”。“规划的理论”则是规划自身及其过程规律的总结,给“规划的理论”下一个定义并不容易,必须考虑以下四个方面:(1)从规划实践看,城市规划与传统相关专业如:建筑学、市政工程学、房地产等之间的学科界线尚未严格划分。规划工作不仅职业规划师在做,非职业的规划师也在做,因而造成一些人为的混淆,误把这些学科的理论当成规划理论。本质上,规划理论针对的是规划这个过程及其目标和作用,而不是针对从事规划工作的是什么专业的专家; (2)从规划的社会特征看,规划属于社会、经济和空间发展中的政府职能范畴,因此规划理论经常与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重叠交叉,此类理论往往很难划定它只是纯粹的规划理论。(3)从规划学科的内部结构看,演化到今天的规划学科已经拥有许多方面的子学科,如:物质形态环境的规划设计、城市空间模型规划、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城市社会系统规划等等,每个子学科也已有各具特征的工作过程规律,要对规划理论下一个统一的定义更显困难;(4)从规划工作的方法论看,规划经常借用其它学科的工作方法,以此很难定义规划特有的理论分析方法。

  2.2 从规划的核心到规划理论的定义

  虽然在规划实践中,一位优秀的规划师看上去并不一定熟谙历史上成名的各种规划理论,但他一定是一位深知其行为结果的人。从这一点上看,规划是一项预设目标并制导过程的工作。因此可以清楚,只有深刻理解时间上的因果关系的人,更进一步说,只有深刻感知因果关系并能预设结果,控制原因的人才可能是一名优秀的规划师,而这种深刻的感知可能就是一种准规划理论。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表明,规划的核心属性是时间上的预测和控制,而建筑学的核心属性是空间创造。但是,如果把城市认定为一个空间范畴,那么规划与城市的结合后,城市规划,即对城市的规划,那就是对空间发展目标的设定和达到这项空间目标过程中时间上的制导了。从规划的核心实质出发,规划的理论的本质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时间上的目标预设和过程制导的规律和知识的总和。规划理论的核心由此可以理解为:本位理论(能做什么):规划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区域与城市发展中能发挥什么作用。过程理论(怎样做):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规划必须拥有什么手段和机制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

  2.3 规划理论的来源和历史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起源是多元和复杂的,例如Campbell将其归结到以下几个基本事件:(1)田园城市(Garden City, E.Howard); (2)城市美化运动;(3)公共卫生改革。但也有学者认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埃的“当代城市”和赖特的“广亩城市”三者才是现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起源。而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根源,则应追溯到更早的欧文,圣西门。傅利叶、Godin和Cabet等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平等等传统的思潮。虽然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如:古代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希腊,都有城市规划,将人类的活动融入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并为社会和政治统治秩序服务。但我们通常把为市民大众服务的现代城市规划活动与传统的为君权的城市规划区别开来。但也有对现代城市规划更带批判性的观点,认为现代城市规划在实践中,一方面在各社会利益集团间进行权衡,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古代城市规划中为政治统治者和社会强者利益服务的目标。

  2.4 规划理论发展历史的阶段划分

  Donald Kruekeberg将过去100多年城市规划发展历史划分为三阶段: (1)1880~1910,没有固定规划师的非职业时期; (2)1910~1945,规划活动的机构化、职业化时期; (3)1945~2000,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多元化(Diversification)时期。Peter Hall将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七个阶段:1) 1890~1901:病理学地观察城市;2) 1901~1915:美学地观察城市;3) 1916~1939:从功能观察城市: 4) 1923~1936:幻想地观察城市;5) 1937~1964:更新地观察城市;6) 1975~1989:纯理论地观察城市;7) 1980~1989:企业眼光观察城市;生态地观察城市;再从病理学观察城市。 Donald Krueckeberg采用是年代分段法,三个阶段互不交叉。而Peter Hall采用的是思潮分段法,以规划理论对待城市的观察角度作为依据,他所划分的规划理论时段之间在时间上有相互重叠和交叉,如:第6阶段“纯理论地看待城市”和第7阶段“企业的眼光看待城市,生态地观察城市,再从病理学观察城市”都包括1980到该文发表时的1989年。一般而言,对规划理论发展阶段的划分可以有三种基本类型: (1)以时间的自然延续来划分。如Donald Krueckeber只的划分方法,将某一时段的规划理论或规划实践作为这一年代的特征; (2)以主流思潮为主线,再划定年代的上下界线,如Peter Hall的划分方法; (3)以时代和思潮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以时代和思潮相结合的方法。先按照主要理论思潮出现的先后划出时代。因为主流的思潮在历史上的发展并非转眼间更替的,所以一个时代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探索和主要理论思潮,而一种思潮也可以跨越几个时代。这种时代划分方法的目的在于,在划分时段以便讨论研究的同时,强调思想的发展具有其渊源和后续,下图表示时代划分与思潮发展的关系。由此本文将过去100多年的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 (1)1890~1915核心思想词:田园城市理论,城市艺术设计,市政工程设计; (2)1916~1945核心思想词:城市发展空间理论,当代城市,广亩城,基础调查理论,邻里单元,新城理论,历史中的城市,法西斯思想,城市社会生态理论; (3)1946~1960核心思想词:战后的重建,历史城市的社会与人,都市形象设计,规划的意识形态,综合规划及其批判; (4)1961~1980核心思想词:城市规划批判,公民参与,规划与人民,社会公正,文化遗产保护,环境意识,规划的标准理论,系统理论,数理分析,控制理论,理性主义; (5)1981~1990核心思想词:理性批判,新马克思主义,开发区理论,现代主义之后理论,都市社会空间前沿理论,积极城市设计理论,规划职业精神,女权运动与规划,生态规划理论,可持续发展 (6) 1990~2000核心思想词:全球城,全球化理论,信息城市理论,社区规划,社会机制的城市设计理论 。

  3 百年规划理论的演进纲要

  对于每个时代,本文按照各阶段的主要思潮和研究角度选择了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规划理论重要文献,形成百年西方规划理论的基本纲目并进行归纳简介。

  3.1 1890—1910年

  “田园城市(Garden City)”肯定是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词汇。恩格斯1845年的名著《The Condition Of working Class ln England》在今天的城市社会学中仍然被视为开创性的经典文献。虽然这部历史文献的题目和这样的第一手的调查研究上并没有冠以什么宏篇巨著的头衔,但这部文献不管是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影响了几代城市学者,其科学的光辉常存至今。恩格斯对当时曼彻斯特工人的生活状况的触目惊心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是导致当时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迅猛发展的一个直接原因,这些思潮后来成为“田园城市”等一系列城市社会改革方案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对于城市规划来说,这部文献直接导致了规划应该去做什么的基本核心理论问题。田园城市是以绿地为空间手段解决城市社会卫生状况的方案。实际上,可以在1870年F.Olmsted提出的“绿肺”概念中已经发现其雏形。如果说恩格斯的文献造就了花园城市等现代城市则划方案的社会意识基础的话,那么“绿肺”概念可以视为“田园城市”方案的空间手段的根源。E.Howard的“田园城市”方案不但是这个时期的城市社会改革的标志性方案,而且还由于其方案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大量经济方案的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而被普遍地认为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开端。霍华德1902年以《Garden City of Tomorrow》为书名,重新发表了他的1898年末造成重大影响的《Tomorrow:A Peaceful Path to Real Reform》,田园城市的名字和思想迅速传遍了大西洋的两岸。一年后,他马上雇佣了Unwin和Parker两人来完成3万人的Letchworth的规划设计,Letchworth是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直接造成的城市规划实践的第一个案例。

  在1909年,Unwin和表兄弟Barry Parker就第一个田园城市Letchworth的建设实践合著了题为《Townp1anning 1n Practice》的专著,对“田园城市”建设的实践过程作了全面的总结。这本书无形中影响了早期现代城市规划对自身过程的认同。Unwin是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规划师。针对工业革命后大城市过份拥挤造成的城市卫生问题,防灾问题和社会问题提出采用绿地为解决手段的还有Patrick Geddes,而Geddes在1904年发表的著作《City Development, A Study of Parks,Gardens and Culture Institutes》,更进一步地提到了从文化角度来观察研究和从历史来审视城市发展。这在当时比霍华德及其同伴Unwin的工作都更带有学术性。Geddes在1915年发表的《Cities in Evo1ution:An lntroduction to the Planning Movement and the Study of Civics》更进一步把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推上一个台阶。

  与对欧洲城市下层阶级生活状况调查分析相对的,必须要提到对北美城市中非洲移民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其中,最有影响的有William.E.B.Dubois在1899年发表的专著《The phi1ade1phia Negro》。这部著作被视为恩格斯的《英国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姐妹篇。Dubois除了担任大学教授外,还写作小说,热心参与政治。他对现代城市学中种族研究、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发展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位独立的、批判性的思想家,Dubois始终在情感上同情处于社会下层的非洲移民,他在1961年以93岁高龄参加了共产党,并入了加纳国籍。

  Camillo Sitte是这个时期“艺术地看待城市”的城市规划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在1889年发表的《艺术原则下的城市规划建设》一书,当年就出版了第二版,他在书中“纯艺术”地分析新旧城市的差别。他对于规划的贡献无疑在于,在城市规划在集中讨论城市所二维扩展的时代,使当时的学术界意识到了城市建设的三维性,这本书既受到一些人的拥护,也遭到了另一些人的强烈批评。

  1906年在曼海姆召开了德国建筑师与工程师协会大会,会议通过的《城市设计原则》充分反映了这个时代对待城市规划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的规划理论核心问题的两种相当对立的思想:技术地还是艺术地看待城市规划。

  3.2 1916~1945年

  这个30年中,对城市社会空间规律的研究为城市规划理论开始提供理性的依据。Ernst W.Burgess于1925年发表了题为《The Growth of the City: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的论文,Burgess在这篇论文中分析了社会空间发展与城市物质空间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模式,由此许多学者把他的研究称为“社会生态学”的创始。今天许多学者把城市同心圆模式误解为是地理学的空间分布模式。实质上,Burgess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城市发展动态的特征。同期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的还有著名城市社会学家Louis Wirth和Robert Park。这些教授们把芝加哥的大街作为“活动实验室”,为现代城市学的建立作出重要的贡献,后来被称为芝加哥学派。Robert Park的《The City》一书是介绍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的最好的专集。Burgess开创的研究在城市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后有许多学者坚持了下去,并产生了城市发展不同空间的模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Home Hoyt的扇形模型和Channcy Harris中,与Edward ullman共同提出的多核模型。
这个时代的最有影响力的规划理论来自两位作者:柯布西埃和赖特。柯布西埃在1925年发表了他的名著《urbanisme(城市规划设计)》。他将工业化的思想大胆地带入了城市规划,1922年,他曾发表了一个称为“300万人日的当代城市”的规划方案,城市的路网是方格对称地构成,几何形体的天际线,标准的行列式空间的城市。在一位提出了空间集中的规划理论的时候,另一位却相反地提出反集中的空间分散的规划理论。赖特在1935年发表于《Architectural Record》上的论文《Broadacre City: A New Community Plan》充分地反映了他倡寻的美国化的规划思想,强调城市中的人的个性,反对集体主义。赖特在1920,30年代成为一名社会革命者,但他并未参加社会主义的左翼阵营。相反的,他呼吁城市回到过去的时代。而他的社会思想的物质载体就是广亩城市了。他相信电话和小汽车的力量,认为大都市将死亡,美国人将走向乡村,家庭和家庭之间要有足够的距离以减少接触来保持家庭内部的稳定。在对比柯布西埃和赖特的两个极端的规划理论时,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的共性,即:都有大量的绿化空间在他们“理想的城市”中,都已经开始思考当时所出现的新技术:电话和汽车。

  此外,比利时的历史学家Henri Pirenne在1925年发表的专著《Medieval Cities》,芒福德在1937年发表的《What is a City》。这两本著作从历史的角度挖掘城市的本质,对以后的城市研究和规划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而芒福德在几十年写作的巨著系列中,1961年发表的巨著《The City in History》在城市规划界的影响极为广泛。芒福德始终认为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精神价值是最重要的,而城市的物质形态和经济活动是次要的。芒福德的思想对规划理论的发展产主了不可磨灭的影响。Jane Jacobs的“Street Ballet”、Allan Jacobs的“规划需要畅想”等概念,都源于芒福德书中的思想。

  二战期间,城市建设受到绝对集权的法西斯主义和战时军事管制的影响,城市规划思想也受到波及,德国产生了所谓“新秩序规划”:“应该使那些由“领袖手谕”确定的规划能成为纳粹长久的标志物”,“作为德国重新崛起的这个伟大时代的对外见证”,这类规划毫无对普通市民的考虑。而在北美1938年发表的《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一文中,芝加哥学派成员的Louis Wirth在规划理论立下了一块里程碑。Louis Wirth的主要贡献在于使城市社会学中的都市生活意义成为规划理论的最高意义和逻辑的基础。

  3.3 1945~1960年

  T. Sharp在战争刚结束的1946年发表的《Exert Phoenix:A Planning for Rebuilding》宣告规划战后新阶段的开始。而paul Goodman和Percival Goodman兄弟俩《Communitas:Means of Livelihood and Ways of Life》”一书则揭开了战后规划理论的活跃期,Goodman兄弟的著作在60年代曾是美国的畅销书,书中既发表了对规划设计的细微感觉,同时又表达了对城市社会问题的批判。此书出版后,马上成为规划界尤其是青年规划师的必读书。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对20世纪上半叶的规划理论包括“田园城市”、“广亩城市”、“当代城市”,也包括了前苏联的区域规划进行精辟的评论;第二部分则对未来的规划从三个层面回答了该书的核心问题: l)如何在规划中对待新技术; 2)如何使用城市多余资源: 3)如何寻求规划目的与规划手段之间的正确关系。 而L.Keeble的《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则相对全面地阐述了当时的普遍接受的规划思想,成为战后物质性城市规划的标准版本。这个时期还要提到的是H.Kitto的《The Greeks》和V.Gordon Childe的《Man Makes Himself》,这两部文献都从历史的角度寻找和提出了城市规划中作为城市实质的社会构成的原则。

  战后时期的西方社会沉浸在一种和平恢复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气氛之下。从总体上看,主导的社会意识是乐观的,绝大多数的规划师们正忙于工程,象Keeble这样的规划师则在制定操作色彩很浓的系统规划。在规划物质环境方面,规划师一方面忙于工程实践,另一方面亟需形态设计的理论指导,和一套操作性很强的分析方法。大家关心的是如何设计得更漂亮、更美观,更能让业主满足,更能让业主信服。于是F.Gibberd的《Town Design》和Kevin Lynch的《The image of City》分别在1952年和1960年应运而生,并立刻成为市场上的畅销书和规划师、设计师的工作手册。但即使是在这样忙得不亦乐乎的年代,还是有人在思考规划的理论问题,其中有1948年R.Glass的《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a Plan》, 1959年R.Glass的新著《The Evolution of Planning:Some Sociological Considerations》和1960年Donald Foley的《British Town Planning: One ideology or Three》影响较大。这个时期中, Charles Lindblom在1959年发表的《The Science of “MuddingThrough”》一文的影响很大。针对战后各国编制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越来越繁琐的城市综合规划,Lindblom尖锐地指出,这类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大多的数据和过高综合分析水平,这些都远远超出了一名规划师的领悟能力,实际上,一名规划师在实践中真的太累了、太综合了,而这些忙于细部处理的综合性总体规划却往往都放弃了最重要的城市发展战略。Lindblom呼吁必须冲破综合性总体规划的繁文缛节,重新定义规划自己的能力作用,去达到真正能达到的规划目的。

  3.4 1961~1980年

  Jane Jacobs于1961年发表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是这一时期开始的标志。Jane Jacobs曾被规划师们称为“Original Little Old Lady in Tennis Shoes”。而有的学者则毫不夸张的形容她这一本对美国当时的规划界是一次大地震。这些都归结于Jane Jacobs的书中对规划界一直奉行的最高原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她把城市中大面积绿地与犯罪率的提高联系到一起,把现代主义和柯布西埃推崇的现代城市的大尺度指责为对城市传统文化的多样性的破坏。她批判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是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让政客和房地产商获利,让建筑师得意,而平民百姓都是旧城改造的牺牲品。在市中心的贫民窟被一片片地推平时,大量的城市无产者却被驱赶到了近郊区,在那里造起了一片片新的住宅区实际上是一片片的新的贫民窟。

  无论Jane Jacobs的观点正确与否,这是现代城市规划几十年来第一次被赤裸裸的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包括现代城市规划的一条条理念及其工作方法,也包括规划师的灵魂与钱袋,Jane Jacobs这位嫁给了建筑的新闻记者,作为一个“外行”,对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作用。规划师在过去一直以自身的一套原则在工作,一直自诩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在他们听到了外行们怎么看待他们的工作了。更重要的是,从专业理论的发展角度,规划师们过去集中讨论的是如何做好规划,而Jane Jacobs让规划师开始注意到是在为谁做规划。整个1960,1970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界对规划的社会学问题的关系超越了过去任何一个时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65年Paul Davidoff发表的《Advocacy and p1uralism in Planning》及其在此之前的1962年与工Reiner合著的《A Choice Theory of Planning》。Paul Davidoff在这两篇论文在当时的规划理论界取得了最高的荣誉。他对规划决策过程和文化模式的理论探讨以及对规划中通过过程机制保证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尤其是弱势团体的利益的探索都在规划理论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此外还有F.Robinovitz l967年的《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Planning》,Herbert.J.Gans l968年的《People and plans》、1969年的《Community Design Behavior: The Culture of Planning》,1969年A Skeffington的《People and P1anning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R.E.Pahl的《Whose City And Further Essays on Urban Society》,N.Dennis的《Peop1e and Planning:The Sociology of Housing in Sunderland》》和1972年0.Bell和T.Thywitt合编的一本《Human Identity in the Urban Environment》。而J.Rawls在1972年比David Harvey早一年发表了《Theory of Justice》在规划界第一次把规划公正的理论问题提到了论坛上。但是半年后的David Harvey的《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则把这个时代的规划社会学理论推向高潮。

  1970年代后期, Manuel Castells于1977年发表了《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正面打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1978年,他又发表了专著《City,Class and Power》反映出60年代培养的一代马克思主义青年在规划理论界开始占据了城市理论的制高点。这是因为这些热血青年开始走向大学教授的岗位;规划理论界开始摆脱Jane Jacobs对城市表象景观的市民式的谩骂,进入了针对这些表象之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质的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批判。但对城市社会学的批判不能全面概括这20年城市规划理论的全貌,尤其是指导规划操作的理论。1960年到1970年的西方城市规划实践操作中的指导理论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系统、理性和控制论。

  标准理论开始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这是对上述规划的社会理论研究的直接反映。二战刚刚结束时Lewis Keeb1e曾经在1952年出版过《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一书,经过十几年的实践,Keeble又在1969年出了新版。这是一本经典的规划设计教科书,在实践中则是操作手册。它是当时物质规划状况下的标准理论。但是同年的1969年,Brian McLoughlin也出版了一本代表了新时代的经典著作《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A System Approach》这本书中提到的规划的标准理论已经完全超出了物质形态的设计,强调的则是理性的分析,结构的控制和系统的战略。

  可以看出,1960到1970年代的规划理论中,“理性”是针对了规划过程的过程规划理论核心,而“系统”针对的是规划中处理对象时的实质规划理论核心。

  3.5 1981~1990年

  如果说1960,1970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在社会学方面是批判性的,那么它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规划过程理论的理性内核和规划目的理论的系统内核。这时规划在这三个前提下已经被看作一个理性决策过程,这似乎已经将规划的理论地位推到了最高峰了。但这种理性系统的规划理论并没有长时期地独占城市规划理论的论坛。 1977年A.J.Scott和S.T.Roweis首先发难,他们在《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杂志上发表了《Urban Planning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A Reappraisal》一文,针对大量计算机辅助的数理模型支持的理性分析,指出理性系统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内容虚无,与其将当时的规划理性称为抽象的分析概念,还不如直接将之称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紧接着的1979年,M.Camhis的《P1anning Theory and Philosophy》和M.J.Thomas的《The Procedural Planning Theory of A.Faludi》都对理性系统的规划理论和方法提出了责难。 而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更是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商业机制远比规划官僚运作高效得多的角度,质责规划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威到底有什么?新马克思主义要求给予规划更多的控制的权力。J.Friedmann对理性主义的规划理论的剖析成为当时理性主义规划理论和方法批判的经典著作。他早在1969年就开始发表此类文章。其他重要的文章还有:1980年H.S.Perloff的《Planning the Post-industrial City》、M. Carley《Rational Technique in the l980's》、R Dunleavy的《Urban Political Analysis: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Consumption》、1981年I.Bracken的《Urban Planning Methods:Research and Policy Analysis》、1982年C.Pairs编著的《Critical 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1985年M.Breheny及A.Hooper的《Rationality in Planning:Critical Essays on the Role of Rationality i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对这一时期的批判性观点做了系统的总结。

  80年代后期,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展示给人们一个多元的倾向,学者逐步摆脱了1960.1970年代期间以批判和总结理性主义为重点,规划理论的探索和讨论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热点: 关于城市及其空间发展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5年M.Gottdiener的《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D.Gregory与J.Urry合编的《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1986年Neil Smith的《Gentrification the Frontier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Urban Space 》。1987年Robert Fishman的《Bourgeois Utopias: The Rise and Fall of Suburban》、1989年William H.Wilson的《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等。重新出现的关于城市物质形态设计的研究文献。例如,1985年J.Brothie等编著的《The Future of Urban Form: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和Walter L.Greese的《The Crowning of the American Landscape》。而1987年,Allan Jacobs与Donald Appleyard的《Towards an Urban Design Manifesto》影响很大,这本书不是单纯地采取了Mike Davis对城市环境的批判态度,而是以积极的态度确定城市设计的新目标:良好的都市生活、创造和保持城市肌理、再现城市的生命力。关于城市本身的意识形态和职业精神。其中最为著名的有David Harvey的《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这本著作从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了规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地位、规划本身应有的意识形态。而1988年william H.Lucy发表的《APA's Ethical Principle Include Simplistic Planning Theories》则揭示了规划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常出现的职业精神的缺乏,而过分简单化的理论,以一盖全的工作方法都在此文中进行了讨论。对妇女在规划中的地位,作用和特征的讨论。这方面的文献都是大量集中在1992年上下发表的。John Friedmann发表了《Feminist and Planning Theories: The Epistemological Connections》,他认为至少有两点是女权主义对规划理论的重要贡献,一是性别问题相对于社会夫系中的个人职业精神(Ethics)更讲社会的联系和竞争的公平,二是女权主义的方法论中强调差异性和共识性,挑战了传统规划中的客观决定论,使规划实践中的权力更加平等。

  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论研究,这部分中有较大影响的文献有1987年A.Faludi发表的《A Decision-Centred View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1988年R.Erhman的《Planning:Clearer Strategies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s》、 1 992年M.Breheny编著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rban Form》, 1993年A.Blowers编著的《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其中,同年Matt Ridley和Bobbi S.Low则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与资本主义本质的社会意识联系起来,显示了其思想的力度《Can Selfishness Save the Environment》。这样的环境学与社会学的切入远比一般茫茫地谈环境的可持续性的理论框架高明得多,也深刻得多,除此之外,这一方面近期有影响的文献还有1995年H.Barton等著的《Sustainable Settlements :A Guide for Planners, Designers and Developers》。同年,H.Liggeii和D.C.Pezzy合编的《Experts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1996年S.Buckingham和B.Evans的《环境规划与可持续性: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同年的M.Jenks等合写的《The Compact City:A Sustainable Urban Form?》。

  3.6 1991~

  进入1990年代后,规划理论的探讨出现了全新的局面。1980年代讨论的现代主义之后迅速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对城市发展新趋势的研讨。大城市全球化方面最早的有影响的课题是J.Friedmann组织的世界大都市比较。早期发表的文献还有S.S.Fainstainl990年的《The Changing World Economy and Urban Restructuring》和同年Anthony KinR发表的专著《Global Cities》。1991年Saskia Sassen也随后写了一本几乎同名的书《The Global City》。比较两本书的内容,明显感觉到A.King的分析深刻一个层面,治学态度也更加严谨,推论演绎过程都相当规范,而Saskia Sassen的文风则比较浮华,大部分的论点,包括书中绝大多数的论据也来自J.Friedmann早在1986年发表的成果。S.Sassen的最大问题还在于把十分严肃的问题过分的简单化了(Simplicistic),带上了炒作的痕迹,但她却使全球城这个名词大众化了。

  1994年,作者在德国发表了《论千年纪转折点上的大都市全球化》,是关于大都市全球化研究方面的最早德文专著,在分析了当时新马克思主义和其它西方研究中的集中在单个城市而未置于全球化的全球城市网络的问题后,针对当时全球化研究中单核单轨等理论问题,提出了以两元论为基础的大都市全球化理论。1990年代后半期关于大都市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出现了快速的增长。这研究世界的问题一是与规划理论的结合,二是与政策和城市形象的结合,略显单薄。与全球化直接相关的研究是城市的信息化和网络化研究,国际范围中有影响的文献有Manual Castells于1989年发表的《The informational City》和1994年他与Peter Hall合著的《Technopoles of the World》

  这两年的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除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屋建瓴的研究外,规划理论也没有放弃对规划本身核心问题的研究,其中值得推荐的文献有S.J.Mandelbaum等1996年编写的《Exploration in Planning Theory》,1997年N. Hadmdi和Goethert《Action Planning for Cities:A Guide to Community Practice》,同年Patsy Healey等编的《Making Strategic Spatial Plans:Innovation in Europe》, 1998年,Patsy Healey又出版了一本《Collaborative Planning:Shaping Places in Fragmented Societies》。而C.Greed和M.Roberts合著的《Introducing Urban Design:Intervention and Responses》则把古老传统的城市设计引入了一个新境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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