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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在空谷中呐喊


来源:中华园林网   发布日期:2006-11-21 浏览次数:
 

  冯骥才:当代作家,生于1942年,原籍浙江慈溪,生于天津。从小喜爱美术、文学、音乐和球类活动。1960年高中毕业后到天津市书画社从事绘画工作,对民间艺术、地方风俗等产生浓厚兴趣,1974年调天津工艺美术厂,在工艺美术工人业余大学教图画与文艺理论。1978年调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后转入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国笔会中国中心会员、《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主编等职。著有长篇小说《神灯前传》,中篇小说集《铺花的歧路》、《啊!》,短篇说集《雕花烟斗》等。短
篇小《雕花烟斗》和中篇小说《啊!》、《神鞭》分获全国优秀短篇、优秀中篇小说。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冯骥才以写知识分子生活和天津近代历史故事见长,注意选取新颖的视角,用多变的艺术手法,细致深入的描写,开掘生活的底蕴,咀嚼人生的况味。

  在空谷中呐喊

  冯骥才愿意人家称他为“大冯”,据说这是当年他在天津男子篮球队时队友的称呼。那时候冯骥才高大威猛,身手矫健,出任中锋,能像迈克尔·乔丹那样拔地而起,进行空中大扣篮。当时的天津篮球队可不得了,相当于今天的甲级队,拿冠军。那时候冯骥才刚19岁,大冯这名字便透着激情,显得很体育。如今,冯骥才已60岁了,除了在篮球上的成就外,他已成了著名作家、著名画家、著名学者,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并兼任两本刊物《文学自由谈》和《艺术家》的主编。在采访中我问:“这么多的头衔,您最愿意别人称您什么?”冯骥才一时没回答上来,吭哧了半天说:“还是叫我大冯吧!”望着他那已有的白发和眼角的皱纹,大冯这称呼别人可以,反正我不敢。他毕竟是我们的前辈,称他为“老冯”还可以,又显得不敬,称他为“冯老”,他又不干,那就称他为“冯老师”吧!

  城市文化保护比写一部小说更重要

  我问:“冯老师最近正忙什么呢?”我这纯粹是见面寒暄的问候没想到却引起了他极大感慨。冯骥才说:“忙,忙得要命,如果能'克隆'自己,我恨不能再克隆出两个冯骥才来,一个去画画,一个去写小说,现在的我去进行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最近我有很多的小说灵感,我一直在克制自己,我不但没写小说也没有画画,现在的画都是96年以前画的。在国外搞了几次大的画展之后,从96年开始我把精力都投入到城市文化的研究和保护上了。5年了,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很艰难,也很苦。对天津的老街和古建筑,5年拍了3万多张照片,请了100多个摄影家,全部都是我自己提供的经费。印成大画册,画册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挨个送,一人一套,一千三百多块钱一套,写上'这是你最珍爱的城市'。对城市的保护用了我相当大的精力,我也不知道今后还会用我多少精力,但我会坚持下去。我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外的一些建筑师和文化组织的注意,他们主动和我联系,认为我做的事十分重要。我曾看到徐坤写的一篇文章,对我有很大鼓舞,徐坤讲在一个后现代的时期,媒体极为发达,知识分子不一定用传统的方式来表达。”

  在去年的12月份,天津有一条有600年历史的老街要拆了,冯骥才为这条老街奔波了3个多月。他先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结果报社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冯骥才的这类文章不能发了,连电视台也接到了这类通知。这时老街却在加紧拆,冯骥才急了,通过广播电台在别的节目中,穿插一段继续呼吁。仅有呼吁是不够的,冯骥才觉得该是行动的时候了。这时,冯骥才想到了邮局,通过邮局发明信片。天津市有3万多邮迷。这条即将被拆的街叫故义街,比北京的大栅栏还早,当年北京的大栅栏都是学的天津的故义街。冯骥才以故义街为画面通过邮局出了一套明信片,共印了2千套,然后在一个广播节目报上登了一个小新闻,说冯骥才将在某日签名售明信片。到签名售明信片之日,冯骥才心里也没有谱,不知有无人来,带了1千套去试试。到现场一看,冯骥才大吃一惊,购明信片的人群顺着马路排成了长龙。

  “那天刚好牛群来找我。我对牛群说,牛弟,你来得正好,你帮我,咱俩一起签名,你签得快。”

  牛群笑眯眯地答应了,两人干了一上午,签了一千三百套。在签之前邮局局长讲话说,愿意和冯先生合作,愿意和文化合作,提高文化品位。冯骥才却醉翁之意不在酒,把邮局局长装在套儿里去了,在队伍前大讲保护故义街。冯骥才的讲话在老百姓中产生了共鸣,明信片售完后,老百姓便在故义街开始贴标语,写着“龙脉不能丢,古街不能拆”。

  “我当时成立了几个组,第一组录像,把整条街录下来;第二组拍照,当时拍了几千张照片;第三组专门录音,采访原居民,进行口述实录。”

  最后冯骥才连续两次在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节目发表谈话,呼吁保护天津故义街。《光明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冯骥才文章,大谈保护城市文化的重要性。这样,天津市政府压力很大,最后开会搞了一个保护性改造方案。

  “天津市副市长对我说,大冯这下你该满意了,这回房地产商赔了6千万。”

  这个房地产公司叫“万隆”,后来老百姓编了一个顺口溜,叫“冯骥才加谦祥义,万隆少了一个亿”。谦祥义是民国初年的建筑,是当时冯骥才呼吁保护的重点对象。北京大栅栏也有谦祥义,只不过是个分店。

  “当时我和市领导开玩笑说,你们要保护我,哪天被他们砍了怎么办?好家伙!人家少了一个亿呀!后来我和房地产商见了面,气氛还是比较友好。我首先向万隆公司表示敬意,宁愿赔6千万,也要执行保护性改造方案,这是为城市文化保护做了贡献。我还说,这也不是赔了6千万,只不过是少赚了6千万。我开玩笑说,如果计划拆故宫,后来又决定不拆了,你还少赚几百亿呢!”

  后来,冯骥才把这件事的全过程写了一本书,叫《抢救老街》,目前,该书即将出版。冯骥才说:“我认为这件事比我写一部小说还重要,因为它表现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关切,是一个重大的主题。”

  我问:“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为什么从城市建筑开始呢?”

  冯骥才说:“毫无疑问,一个民族的建筑是这个民族文化最直观、最具体的反映,这比书本形象生动得多,这是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国多元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的冲击中已趋于死亡,这一点从城市建筑中最能体现。我曾做了个试验,我在北京、天津、上海各拍一张照片,然后登在《文汇报》上。我在配文中声明,这三张照片谁要能准确判断出是哪个城市,我发奖。结果没人能分得清。可见我们城市建设已失去了文化特色。”

  “现在的拆迁很生猛,一片民居一瞬间就没有了。”我说。

  “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在这一点上大陆不如台湾和日本,台湾的一些小区的名字用的都是中国名字;日本人也绝不会起这样的名字。包括台湾出产的文化品起的都是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字,日本也是。只有我们连农村的理发店也叫'威尼斯发廊'、叫'蒙娜丽莎'。最可怕的是农村的小镇上到处是外观西化的小洋楼、尖顶。连农村生产队长贪污点钱也要盖'别野'(墅)。可见,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个时候我哪有心情画画,去写小说。”

  中国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

  冯骥才出名是从文学开始的,虽然他从事绘画的历史要比写小说的历史长得多。在20岁那年冯骥才因比赛受伤退出了体坛,转入天津书画社,专事绘画。当时以摹制宋代北宗山水及风俗画为主。“文革”期间饱受磨难,曾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文坛兴起伤痕文学,冯骥才以小说《啊》走上文坛。这“啊”的一声大喊使他一鸣惊人,成为后来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1985年后文坛开始寻根,冯骥才开始写文化反思小说,以一双《三寸金莲》,迷倒了无数读者。冯骥才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了各种作品集50余种,各种译本30余种。上世纪90年代初,冯骥才的兴趣渐渐从文学创作转向绘画,并在中国各大城市和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他以中西贯通的绘画技巧和含蓄深远的文学意境,在中国当代画坛独树一帜,被评论界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1996年以后,冯骥才几乎从文坛和画坛消失,文化研究和城市文化保护成了他的中心工作。走进冯骥才在天津的工作室,就像走进了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各种出土文物摆满一屋,坐在那里一下便被五千年的历史包裹了,各种文明的碎片像不落的陨石,在空气中飞翔。关于文化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张者(以下简称张):从96年起,您开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您肯定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冯骥才(以下简称冯):中国文化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思想文化,这其中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另一块是生活文化(包括民俗文化),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民文化。而维护封建保垒的就是封建文化,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儒家的东西。儒家文化保护了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使中国社会2000年基本不变。封建社会要保持超稳定,他必须要创造一种文化来维持这种超稳定。中国的文化不能把世界的一切都解释清楚,所以中国文化中就有很多虚伪、功利的自圆其说的东西。“五四”时期要变革,要激活中国这个沉睡的狮子,结束中国社会的停止不前,要找原因自然而然地要朝着封建社会去。代表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儒家文化“孔家店”便成了首当其冲要砸烂的对象。

  张:您的意思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再来一次“五四”那样的新文化运动。

  冯:我们今天的时代和“五四”时期不同。现在是中西文化的冲突时期。今天的变革我们对文化的态度很冷静,我们甚至把传统文化都忘却了。从媒体上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传统文化的存在,有的是流行和时尚的文化。现在看来“五四”时期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过于粗躁了。鲁迅就认为一切古代的“四书”、“五经”、“古塔”、“玉佛”,通通都应该踩在脚下。当然,这是那个时代的变革所需要的。需要一种激烈,一种激情,需要要解决单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对传统文化就不应该再采取这种方式。我们需要冷静的分析,需要批评,需要思辨。

  张:您刚才说我们今天处的时代和“五四”时期不同,这是对的。“五四”时期我们要砸烂封建传统的束缚,激活睡狮,然后去迎接现代文明的春风,如今我们需要保护自己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去“阻击”流行和时尚对我们的侵蚀。

  冯:现在我们正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化”过程。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从政治、哲学、经济、科技、传媒到文化。文化不可能单独地逃脱出来。全球化是高科技和市场相结合的产物,而随着市场与高科技的发展还在不断给这种全球化注入激素。虽然全球化潮流的兴起,不过是近20年的事,但它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谁拒绝它,谁最终一定会被日益加速的地球甩掉。全球化是一种霸权。在这种霸权的制约下,一种全球性文化的雏形已然出现。我把这种超地域的文化称之为“地球文化”。简明又形象地说,便是球星+歌星+电视+汉堡包+快餐+好莱坞大片+超级市场+牛仔裤+一切衣食住行的名牌商品,再加上全知全能的因特网。这是一种在当今地球上最流通的所向披靡的文化。它具有强大生命力与活力。它乘驾着比上帝还神通广大的高科技,通过市场管道,流通于国际市场,并成为地球上最具强势的文化主流。

  张:在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的撞击中,传统文化显然处在弱势,所以我们提出保护传统文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文脉已断。“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文脉的衔接十分困难。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外国老人,80岁了,他在北京生活了60年。这个老外说,我在北京认识了5代(一代10岁)的中国人,一代不如一代。他讲的主要是文化人,指的是知识的视野、厚度、学养、个性魅力。50年来,我们再也没出现像陈寅恪、王国维、梁思成……这样的知识分子,这种学贯中西的大师。“五四”时期的文气已断,所以中国文坛尽是些是非,报纸一登就是什么“胡风案”,“老舍之死”之类的。这和文化无关,对于一个迷恋中国文化的人来说这都是不屑一顾的事。

  张:现在媒体对文化仿佛也十分关注了,比如今年纪念敦煌藏经洞一百周年,前不久老山汉墓考古的现场直播,这一些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都有好处。

  冯:是的,完全可以利用电视的传播手段,利用互联网,但是要有一个主题。比方说纪念敦煌藏经洞一百周年,我们媒体做了很多报道,向老百姓介绍藏经洞是怎么回事。当然一些启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整个纪念活动没有主题。我认为敦煌学本身应当纪念。敦煌学将近一百年了,过去我们有一个观点,认为敦煌文物在国内,敦煌研究在国外,那么中国的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研究中的位置如何应当搞清楚。还有应当纪念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抢救敦煌文化中所做的贡献。中国所有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敦煌文化的保护。这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行为,体现了中国知识界强烈的文化责任感,他们才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他们真正表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正气和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情感。当代知识分子有吗?你现在去敦煌看看,搞临摹的开始向老外卖临摹画了,找自己的路子了。连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情感都没有了。

  张:这是另一种“卖国求荣”,出卖文化换取实惠。

  冯:我们这个民族是重物质的民族,作为精神层面上的思想文化很薄弱。我们所有的宗教都是追求现世报,今天磕头是为了明天抱孙子,儿媳妇生了个儿子,然后弄个猪头去还愿。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讲参禅顿悟的小乘佛教,作为灵魂自我修为的在中国没有流行,只是在知识界里有些人去参禅。但是所谓普渡众生的大乘佛教,拜佛能得到实惠的却在中国大为流行了。中国人把佛教改了,因为改了,适合了中国的文化,所以有巨大的生命力。这么一个实际的民族,在当前面临以商品经济为后盾的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对胃口。因为流行文化是最实用的文化。

  张:听您一席话,觉得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前途很悲观。

  冯:是的,我十分悲观。为什么呢?2千年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有哪个朝代的变迁是思想的变迁?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后来儒家的思想变成儒教了,道家的思想变成道教了,和知识分子没有太大关系。所谓的魏晋风骨,无非是追求个人的旷达和潇洒,这潇洒和旷达只不过表达个人的气质,这和思想无关。中国知识分子是不追求自由的,只追求自在。因为自由是集体行为,是社会的,是要冒犯朝廷的,而自在是个人的。所以中国古代绘画中在唐之后就没有人物画了,都变成了山水,基本上是消极的、遁世的。知识分子能发挥的空间有限,思想影响的可能性也十分小。

  张:刚才我们谈的都是问题,悲观也好,失望也好,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谁也不会轻言放弃。您不就是一个例子嘛,把全部的身心都投入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上了。

  冯:保护中国传统的文化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实际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人中也有很多光辉灿烂的东西,但问题也很多。怎么解决问题,怎么发扬我们中国文化的优秀部分,这个课题已摆在当代知识分子面前了。不久前我曾去过新加坡,新加坡有76%的华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已无法解决新一代文化人的思想问题了。怎么办呢?他们搞了个新儒学,就是修改传统的儒家学说。比方:长尊幼卑,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东西吸收进来。虽然要尊重长辈,但长幼之间又是平等的。让年轻人既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好的方面,又适应了新的时代。

  张:这是个办法,我们能这样做吗?

  冯:中国不行。新加坡的华人虽然在海外,但是儒家文化传统还是被他们一代一代传下来了。而我们却把儒家的文化传统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对人的管理。几十年来我们基本上靠文化心理惯性来延续传统文化。这种东西没有支撑点,今天我可以听父亲的,明天我看了电影、电视,就可能造父亲的反,说电影里的“约翰”都不听爸爸的。

  张:那么该怎么办呢?

  冯:面对着传播方式给文化带来的负面问题,我想,文化交流首先不能完全被商业和市场而操纵,国家间高层次的、有计划的、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应起主导作用,同时对市场化的广泛的民间交流给予指导。在大众传播媒介日趋商业化之际,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应该保留一席之地。这种文化交流甚至不能搞市场化。

  张:最近政府在美国搞了一个中国文化节,效果不错。

  冯:这种由国家主办的文化节将来应该多搞,大搞、特搞。

  中国文学正在梦游

  在采访冯骥才的过程中,他拿出了3本书,一本是他的大型画集,一本是他的文学作品集,另一本是关于天津老房子的摄影集。这3本书印刷都很精美,他让我们来访的三个人自选,一人送一本。当时,我毫不犹豫地把那本文学作品集拿在了手里。我告诉冯骥才,我是一个虔诚的文学爱好者。我说:“刚才我们谈论的话题是关于中国文化的。我认为文学是文化土壤中最茁壮的常青之树。可是,文学在今天似乎出了点问题,作为一个著名作家您对中国文学怎么看?”

  冯骥才说:“文学被市场收买,被书商操纵了。现在有很多书是书商策划出来的,不是作家要写的。书商弄一个选题约作家来写,作家也愿意被书商收买,因为写出来了能卖,能赚钱。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写,没有出版社敢出,卖不出去怎么办?这样一来,作家们写的东西都不是最想写的,而是可以写的。这样的作品越来越没有原创力,没有生命的激情。真文学越来越少。现在中国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没有精神,也不需要精神,如果作家真有了精神,也不会对读者产生影响。中国人天天在做发财梦,都梦想着明天用2块钱买一张彩票,然后中500万元大奖。作家也没有产生精神的激情,你从生活中找不到可能产生思想和精神的素材。在生活中采集不到火种,作家无法燃烧起来。如果作家烧点虚火,也无法点燃读者,读者都是金属了,脑子想的都是钱,成无机物了,根本不能被燃烧。”

  我说:“现在文坛还是十分热闹呀!每一年都有热点,作家也越来越年轻化。新生代作家还没火两年,70年代后作家又产生了。现在刊物又准备推80年代出生的作家了。美女作家更是层出不穷,书卖得也火呀!”

  冯骥才哈哈大笑,说:“现在是一个无文学的时代,中国文学正在梦游。根本不清醒,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念去走路,走哪算哪。所以书照样出版,排行榜时时在公布,各种所谓的作家也层出不穷。媒体搞一个排行榜,制造一些作家的新闻,找几个热点炒炒,文坛也热热闹闹的,显得很繁荣。一些作家也愿意被炒,好玩,也能出点伪名。”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创作无法和'文革'过后的80年代初相比。当时的伤痕文学曾风靡全国,每一部小说的发表都能引起轰动。一本刊物可以发行上百万份,一篇小说的读者来信可以装几麻袋。做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你是身临其境的。可是,当年曾轰动一时的作品,现在再看什么都不是。您对当年的文学轰动效益有何评价。”

  “文学为政治服务是我们的传统,包括伤痕文学,都是在政府的鼓励下才风靡全国的。那是为了拨乱反正,为了揭批'四人帮',需要控诉。要改革开放了,政府要求团结一起向前看,搞'四化',少揭伤疤。伤痕文学马上就过去了,跟着是改革文学。而现在政府关心的是经济建设,提倡创作自由。作家可以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了,可是文学一旦脱离了政治的牵引,自己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了。”

  “您认为文学在梦游时代,在这个梦游过程中,我们每年也出版了大量作品,在这么多作品中难道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吗?在梦游中哪怕是瞎猫碰个死耗子呢!”

  “我认为没有真正伟大的作品。我认为没有产生伟大作品的可能。我们现在都有事干,但是精神又很空虚。只有大家都需要思想的时候思想才能出来,只有需要伟大作品的时候,作品才能面世。我说的需要是自然需要而不是消费需要。在'五四'时期,中国需要思想,'文革'之后中国也需要思想,所以才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我们现在不需要思想。”

  “您对中国文学也十分悲观呀!”

  “在近一阶段是这样的,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现在的文学作品有不错的,都是貌似大作品的东西。作家最关键是视野,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才行。”

  “中国文学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品大家都很着急,特别是评论家,他们简直是恨铁不成钢呀,再也忍不住了,终于骂出了口,人们称这种评论为'酷评'。您对'酷评'是怎么看的?

  “酷评实际是一种消费。比方王朔骂金庸了,大家觉得新奇好玩儿,想看看大侠如何表示,是反口相讥对骂,还是稳住阵脚,绵里藏针。然后再看其他名人的态度。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和杂志就卖出去了,这都是消费。现在的文化都带有消费性。”

  “您刚才说中国文学近一段时间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这一段时期大概要多长时间?”

  “我很难估计。但是我现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文化命运问题,比方城市文化保护问题。我关心城市文化保护问题实际也是关心全民的精神问题。当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城市生活基本条件的时候,我们牺牲了精神的只要物质的,牺牲了长远的城市文化来换取眼前设施的改变。”

  “虽然对您花大量时间和心血进行城市文化保护表示理解和敬佩,但是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还是希望您能写出传世之作。刚才您也谈到了中国文学近一阶段伟大的作品太少,作为一个作家您是不是也责无旁贷。”

  “文学作品我还是要写的。我有了一个长篇的构思,还没有时间写。其实我放下画笔也好几年了,一些美术界朋友也对我说,放下不画是一种损失。导演谢晋曾对我说,如果你全心全意搞文学创作,你的文学成就会大得多。”

  “一个人的兴趣太广泛,他会很累,他承担责任太重。”

  “画,我现在是不画了,等到晚年再画。一个人只要会了几种艺术表现手段,那么在心中就有了各种艺术门类的接收频道。有些是美术的,有些是文学的。每一个门类的频道是专门的,就像电台似的。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我对绘画的感觉特别好。连手在纸上的具体感觉都有了,技术上的问题也解决了。”

  “开始画了吗?”

  “可惜我没有这个时间,因为把所有的想法全画完最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什么也不能干。我发现艺术是相通的,当我画画的时候,到了一种极致,我突然觉得有一篇散文就能说清楚了,我为什么要画呢,一下就到文学上去了。如果我写一部长篇小说,写着写着我突然停下笔来,觉得画一幅画不就直接表现出来了吗?这种来回的触类旁通是一种很甜蜜的往返。”

  “这么甜蜜的事业您为什么不马上开始,时间长了,这种灵感会消失的。您进行城市保护已经5年多了,是否可以进行艺术创作了。”

  “唉——在城市保护这条战线上我已无法离开了。”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你已是这条战线上的一面旗子了。”

  “有人这么说过。在城市文化保护方面人称'南阮北冯','阮'就是同济大学的教授阮依山。其实艺术这种东西需要距离感,一个人一辈子如果老写东西,就会写傻的,也很无聊。”

  “现在您已离开文坛5年了,无论如何关心您的读者还是希望您能尽快写出大作的。”

  “我肯定还会写东西,不过写的不会太多了,一两部还是要写的。我认为我将写的这部书太深刻了,过去写的东西都是皮毛,没写出自己生命的体验,人生的体验。谢谢你代表读者对我文学创作的鞭策!”

  “我们等待着您为心而诉的大作。”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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